中共江宁区委东山街道工作委员会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宁东群办发〔2014〕9号

 

关于扎实开展“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大讨论活动的通知

各党支部（总支、党委）、街道各督导组：

为深入推进街道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序开展，根据《东山街道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实施意见》（宁东委发〔2014〕19号）和《关于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开展“环境专项整治”的通知》（宁群组发〔2014〕5号）要求，现就各学教活动单位在学习教育、听取意见环节扎实开展“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大讨论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开展时间

4月19-30日

二、讨论内容

1、党员领导干部要围绕“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主题，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重要论述，以问题为导向，结合自身实际，就加强党性修养和查找自身不足进行深入讨论；要根据中央“边学边查边改”的工作要求，把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和具体案例，在大讨论中增加“环境整治为了谁”专项讨论，着力回答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环境问题逢会必讲、专项整治持续开展，而群众却没有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二是为什么环境整治总被当作突击任务，而没有作为一项维护群众利益的常规性工作来抓？三是为什么这样一项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工作却得不到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

2、普通党员要围绕“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主题，立足本职岗位，结合自身实际，就加强党员宗旨意识和干好本职工作扎实开展讨论；要把环境问题作为具体案例，开展“环境整治依靠谁”专项讨论，着力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在环境整治中如何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群众做好示范？二是如何引导群众支持和理解环境整治工作，发动群众自觉参与到环境整治工作中去，打赢一场环境整治“人民战争”？三是如何带动群众自觉维护环境卫生，将环境整治成效长久保持下去？

三、有关要求

1、大讨论要按照自上而下、依次开展的要求有序进行，街道党政领导会率先组织学习，开展讨论，做好示范；各党支部（党委、党总支）要在组织学习先进典型人物事迹的基础上，采取专题讨论、中心组学习、座谈交流、建立微信学习群等灵活多样、务实管用的方式，组织开展好“三个谁”大讨论和环境整治专项讨论，并将活动开展情况及时上报街道学教办宣传组，联系人：王赫之，电子邮箱：dsjdqzlx@163.com；

2、每名党员都要深入学习了解践行群众路线的先进典型人物事迹，在大讨论中结合自身实际，敞开心扉谈认识、放下包袱找不足，努力提升思想境界，为环境整治工作出谋划策；亲自撰写1份心得体会，并就环境整治工作提出意见或建议，由各党组织以适当方式开展互相交流；

3、街道教育实践活动督导组要加强督查指导，确保学习讨论活动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

 

附：《先进典型人物事迹材料汇编》

 

 

 

 东山街道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4年4月21日

 

 

 

 

 

 

 

 

心系人民  践行群众路线

——先进典型人物事迹材料汇编

 

江宁区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4年4月

目  录

 

1、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6）

2、老书记吴仁宝同志先进事迹……………………（21）

3、好干部兰辉同志先进事迹………………………（32）

4、好村官李元龙同志先进事迹……………………（38）

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

一、焦裕禄同志生平

焦裕禄，1922年8月出生，山东淄博博山县北崮村人，中国共产党革命烈士。焦裕禄幼年家贫，仅接受过4年小学教育。1939年，其父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逼死，焦裕禄本人也被虏去辽宁抚顺做苦工。1941年，焦裕禄设法逃出，流落至江苏宿迁。1945年抗战胜利后，焦裕禄同志从宿迁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参加革命，主动要求当了民兵，并参加过解放博山县城的战斗。

1946年1月，焦裕禄在家乡入党。1948年，随南下工作队前往河南省尉氏县。1950年，被任命为尉氏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1953年，任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同年调任洛阳矿山机器厂临时公路总指挥。1954年8月起，相继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进修。1956年底，返回洛阳矿山机器厂，被任命为一金工车间主任、调度科长等职。在此期间，焦裕禄患上了肝病。

1962年焦裕禄调任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时值该县遭受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他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领导工作方法，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与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他身患肝癌，依旧忍着剧痛，坚持工作，被誉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1964年病逝于郑州，终年42岁。

二、先进事迹

焦裕禄同志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他参加革命工作以后，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以后，始终继承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艰苦朴素，永葆劳动人民的本色。他严于律己，坚决反对特殊化，坚持同破坏党的组织纪律等一切不正之风作不懈地斗争。焦裕禄同志诚恳待人，他时刻想着人民群众，爱护人民群众，关心人民群众，热情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具体困难，始终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为了改变兰考县面貌，焦裕禄同志在困难面前不退缩、不畏惧，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他深入到生产第一线，把群众的革命干劲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结合起来，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摸索自然条件和客观规律，从而找到了改造客观世界、战胜自然灾害的正确途径。在兰考的除“三害”斗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勋。焦裕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好党员。他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激励兰考人民抗灾自救的斗志。1962年冬，焦裕禄同志怀着改变灾区面貌的雄心壮志，来到了兰考。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严重的灾荒景象。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被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

重重的困难，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就是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一条路来。焦裕禄同志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这里。”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他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深入到农田一线调查访问去了。他拜群众为师，虚心向群众学习。开座谈会，全面了解灾情及其原因，寻找救灾办法。同时，焦裕禄同志教育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深入到每家每户，了解情况，宣传政策，进行思想发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通过教育和发动，兰考人民明确了前进方向，振奋起抗灾自救的精神，坚定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决心，信心百倍地改变多灾多难的旧兰考。  焦裕禄同志经常住在农民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广大群众中间询问着、倾听着、观察着。他听到许多农民要求“翻身”、要求革命的呼声，看到许多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对“三害”斗争的革命精神，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群众的智慧，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也更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  焦裕禄通过调查，感慨万千。他说：“兰考的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他们有改变家乡面貌，由穷变富的强烈要求，就象在108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干柴一样，只要崩出一个火星，就可以引起熊熊烈火。”

统一县委领导班子思想。兰考是一个老灾区。当时整个县上的工作，大都放在救灾上。县里有些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乏信心。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改变灾区面貌，还是两手向上，依赖救济呢？面对这种情况，焦裕禄同志感到：要改变兰考面貌，干部是关键。“干部不领，水牛掉井”。群众在灾害面前两眼望着县委，县委领导挺不起腰杆，群众的积极性就得不到充分发挥。

1963年1月，焦裕禄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要求各级领导同志要带头到困难村去，与基层干部同甘苦、共患难，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作出贡献，为基层干部作出榜样，真正做到心不离群众，身不离灾区。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国家运送兰考一带灾民往丰收地区的专车，正从这里开过。也还有一些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蜷曲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里……。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对同志们说：“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焦裕禄再也讲不下去了。几位县委领导低下了头，而心里却豁然开朗，明白了风雪夜车站之行的含义。县委一班人受到了一次最实际、最生动的思想教育，增强了率领广大干群团结奋斗，努力改变兰考面貌的决心。
      回到县委后，焦裕禄同志又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鼓励大家像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后来，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回忆兰考县的革命斗争史。焦裕禄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就这样，一个“如何战胜灾荒，改变兰考面貌”的大讨论在全县讯速展开了。县委领导干部，纷纷走出县委机关，到农村驻队蹲点。焦裕禄到许多重灾村调查研究，通过走、看、问、记，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发现了不少令人深思的问题。他对县委同志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只要看得准，干下去，要革命。兰考是灾区，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焦裕禄同志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县委的领导，感染了全县的党员、干部和群众。

亲自掂一掂“三害”的份量。1963年2月，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治沙、治水、治碱的斗争，成立除“三害”办公室。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服“三害”，要把它从兰考土地上像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份量。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120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当时，焦裕禄同志的肝病已相当严重，许多同志劝他不要下去，劝他在家里听汇报。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他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在兰考的原野上日夜奔波。追沙，他一直追到沙落地；查水，他又是查到水归槽。干旱季节，他亲自用舌头辨别盐碱的种类和土的含碱量。在同自然灾害的斗争中，焦裕禄同志不顾重病缠身，忍受着严重疾病的折磨，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坚持度过了一百二十多个白天和黑夜，跑了一百二十多个大队，跋涉五千余里，终于摸清了兰考“三害”的底细，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泻洪图。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从而县委制定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规划。在这个规划上，焦裕禄同志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从此，一场群众性的除“三害”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除“三害”的斗争中，为了取得经验，焦裕禄同志亲自率领干部、群众进行了小面积翻淤压沙、翻淤压碱、封闭沙丘试验。然后以点带面，全面铺开。焦裕禄同志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同干部、群众一起出力流汗。他给自己规定，把参加劳动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下乡时就地劳动；在机关值班时，临近劳动。不论在治理“三害”的土地上，还是在平时田间管理中，他走到哪里干到哪里。群众都把焦裕禄看成是“跟咱一样的庄户人。”
      通过一年的艰苦奋战，兰考的除“三害”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总结除“三害”的工作时，焦裕禄同志作了明确透彻的总结。治沙：沙区没有林，有地不养人，这是基本情况；有林就有粮，没林饿断肠，这是重要性；以林促农，以农养林，农林相依，密切配合，这是方针；造林防沙，百年大计，育草封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杆见影，三管齐下，效果良好，这是方法。治水：兰考地形复杂、坡洼相连，河系紊乱，这是客观情况；以排为主，灌、滞、涝、改兼施，这是方针；舍少救多，舍坏救好，充分协商，互为有利，上下游兼顾，不使水害搬家，这是政策；夏秋两季观察，冬春干燥治理，再观察再治理，观察治理相结合，这是方法。治碱：分清轻重，区别对待，这是方针；翻淤压碱，开沟淋碱，打埂躲碱，台田试种，引进耐碱作物，这是方法。这段精辟的总结，是焦裕禄同志斗争实践的产物，也是对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的真实写照。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除“三害”斗争开始以后，焦裕禄同志发现抗灾斗争发展不平衡，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焦裕禄同志认为，要从根本上制服“三害”，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抓典型、树样板，打一场除“三害”的人民战争。

焦裕禄同志亲自到最困难的队去蹲点调查，访贫问苦。在城关公社胡集大队和林业技术人员一道，研究泡桐的生产特点，并亲自带头植桐，全县人民雷厉风行，营造了浩瀚的桐林。为美化兰考大地，尽快改变灾区面貌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然后，他深入全县农村调查，发现和培养了双杨树、赵垛楼、秦寨、韩村、坝子五个先进典型。韩村的精神：城关公社韩村生产队社员，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组织起来割草三十余万斤，除安排好社员生活外，还置买了农具，巩固了集体经济。焦裕禄同志说：“韩村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精神，就是活生生的南泥湾精神，这是贫下中农的风格！这就是革命。”秦寨的决心：固阳公社秦寨大队社员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蚕吃桑叶”的方法，深翻压碱，改良土壤。焦裕禄同志说：“秦寨是个好地方，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眼下困难多，不要怕，在困难面前要挺起腰杆，才是真正的英雄哩！决心要比困难大，什么东西都怕决心。困难面前我们要找出路。”赵垛楼的干劲：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社员，在大雨成灾，一片汪洋的情况下，挖河排涝，一季翻身，把余粮卖给国家。焦裕禄同志说：“赵垛楼大队战胜自然灾害，支援国家，支援灾区，这是崇高阶级感情，高度的爱国热情，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双杨树的道路：红庙公社双杨树大队的社员说：“穷，咱穷到一块；富，咱富到一块”。他们兑钱、兑鸡蛋，买种子，买牲口，巩固集体经济。焦裕禄发现这个典型后，给县委写报告说：“双杨树社员坚持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坝子的风格：红庙公社坝子生产队的社员，抗灾夺得丰收后，压低口粮标准，卖粮食支援灾区。焦裕禄同志亲自给县委起草报告，全县通报表扬他们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
      焦裕禄同志在《穷棒子精神万岁》一文中写道：“我县连续遭灾，很多生产队在生产、生活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困难主要表现在‘穷’字上。毛主席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有了困难只要去斗争，困难就会减少，克服一分困难，就是一分胜利。要克服困难，必须不怕困难，发扬革命精神。各地都要抓住这样的典型，树立旗帜，鼓舞胜利信心”。同时，焦裕禄同志还主张，对改变穷困面貌有强烈要求的困难队，在政治上鼓舞，在经济上扶助。采取“穷、硬、明、纯、快”五字方针。穷，就是连年遭灾，底子特别空的队；硬，就是不怕困难，人穷志不穷；明，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明；纯，就是领导班子中没有坏人；快，就是一拉就起来，很快翻身。

焦裕禄同志从这五个典型中看到了全县除“三害”斗争的希望，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焦裕禄同志激情满怀地为这五个先进典型进行大力宣传，请他们上主席台，让他们介绍经验。他把这五个典型归纳为：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坝子的风格。焦裕禄同志说：“这五个先进典型所走过的道路就是兰考的新道路。只要我们以他们为榜样，全县就会出现更多的硬骨头生产队，迅速掀起除‘三害’高潮，多灾多难的旧兰考，就会变成社会主义新兰考”。这次大会，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大战“三害”的动员会和誓师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面鲜艳的旗帜一树立，在全县各个角落，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县委的领导下，焦裕禄同志率领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向“三害”发起了猛烈总攻。
      贫下中农的贴心人。焦裕禄同志说：“新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不能明确树立阶级观点、群众观点；老干部长期不参加劳动思想就要起变化，要变颜色”。焦裕禄同志身体力行，无论工作多忙，总是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经常开襟解怀，卷起裤腿和群众一起干活，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他经常和群众一起翻地、封沙丘、种泡桐、挖河渠……，就在县委决定他住院治疗的前几天，他还挥舞铁锨在红庙公社葡萄架大队和群众一起劳动。因此，他经常要求下乡的干部一要带毛主席著作，二要带劳动工具和行李。

焦裕禄同志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长期有病，家里人口又多，生活比较困难，可是他坚决拒绝给他救济。他说：“兰考，是个重灾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困难，我们应该首先想到他们。要把这些钱用到改变兰考面貌的伟大事业中去，用到改善兰考人民的生活上去”。焦裕禄还经常教育子女做脏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穿衣要朴素，生活要节俭。有一次，焦裕禄同志发现大儿子去看戏，问道：“戏票哪来的？”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收票叔叔没有收票就让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

后来，他又专门起草了一个《干部十不准》的文件，规定任何干部不准特殊化，具体内容是：1、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 2、不准参加或带头搞封建迷信活动；3、不准赌赙； 4、不准用粮食做酒做糖，挥霍浪费；5、不准拿生产队现有的粮款或向社员派粮派款，唱戏、演电影办集体和其他娱乐活动，谁看戏谁拿钱，谁吃喝谁拿粮，一律不准向社会摊派； 6、业余剧团只能在本乡本队演出，不准到外地营业演出，更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装道具，大肆铺张浪费； 7、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得请客送礼，一律不准拿国家物资，不准到生产队提取国家统购统派物资，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一律不准送戏票，十排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8、坚决反对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国家或生产队的物资，坚决禁止利用封建迷信欺骗和剥削社员的破坏活动； 9、积极搞好集体的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反对弃农经商，反对投机倒把；10、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不是不准结婚），做寿吃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这个“十不准”的通知，是一份既平常又不平常的通知。说它平常，是因为《通知》所规定的每一条，都是每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时刻应该想到的，做到的起码准则；说它不平常，是因为《通知》所规定的每一条准则，都闪耀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辉，都是对特权思想的有力批判。焦裕禄把职位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把职权看作是受人民的委托，为革命掌权。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无私的崇高革命精神的表现。

 从焦裕禄同志的遗物中我们看到，他的办公桌、文件柜都是原兰封县委初建时买的，有不少地方破损。当时有人劝焦裕禄同志换个新的，他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且修了修，照样使用。他用过的一条被子上有42个补钉，褥子上有36个补钉，同志们劝他换床新的。他说：“我的被子破了，是需更换新的，但应该看到，灾区的群众比我更需要。其实，我这就很好，比我要饭时披着麻包片，住在房檐底下避雪强多啦！焦裕禄同志的衣、帽、鞋、袜都是拆洗很多次，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虽然破旧得很厉害，但是焦裕禄同志总是舍不得换。他的爱人徐俊雅同志最后生气了，不给他补，他就自己动手补。一次，有位干部提出要装修一下领导干部的办公室，焦裕禄同志严肃地说：“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兰考的灾区面貌还没有改变，群众生活还有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焦裕禄同志就是这样，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心里想着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一个冬天的黄昏，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焦裕禄同志望着风雪，心里惦记着群众：住的怎样？吃的烧的有没有困难？生产队的牲口咋样？他让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雪天六项工作：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安排好群众生活。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保证不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由哪个大队热情接待，保证吃得饱，住的暖。第五、教育全体党员，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执行情况迅速报告县委。

这天，风雪刮了一夜，焦裕禄同志屋里的电灯亮了一夜。第二天黎明，他就把同志们叫起来开会。他说：“在这大雪封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要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说罢，就领着大家，顶风冒雪出发了。

 这天，焦裕禄同志冒着风雪，忍着剧烈的肝痛，一连走访了九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群众。但是，却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他来到梁孙庄梁俊才的家里，老大爷卧床不起，老大娘双目失明。老大爷问：“你是谁呀？大雪天来干啥？”焦裕禄同志说：“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老大爷感动得热泪盈眶，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逼租，撵得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还是党好，社会主义好。”
      与病魔顽强斗争。1964年春天，正当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同志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他开会、作报告，经常用手按住痛处。有时，用一个硬东西一头顶着椅子，一头顶住肝部。天长日久，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一个大窟窿，他从不把自己的病放在心里。他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它，它就不敢欺负你了。”组织上劝他住院治疗，他总是说：“工作忙，离不开。”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开了药方，他嫌药贵，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硬让他服下，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可当他发现别的同志有了病时，却总是关心备至。县委一位负责同志在乡下患病，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患慢性疾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焦裕禄同志想的总是别人，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有一次，焦裕禄同志和县委办公室一位同志去三义寨公社检查工作。走到半路，他的肝病发作，疼得厉害，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地走到公社，大家看他脸色不好，劝他休息一会，他笑笑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焦裕禄同志一边听着汇报，一边按着剧痛的肝部记笔记。剧烈的肝疼使他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中掉下来。但是他仍然坚持听下去。这种顽强的革命精神，使同志们非常感动。

 1964年3月。焦裕禄同志的肝病到了严重关头，兰考人民除“三害”的斗争也达到了高潮。他心潮汹涌澎湃，兰考人民抗灾斗争的情景一幕幕映现在眼前，他从兰考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和实干精神中，预见到兰考美好的未来。他满腔热情地坐在桌前，想动手写一篇题为《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他铺开稿纸，拟好了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班子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变，外地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文章只开了个头，肝病又严重发作了，病魔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党组织决定送他到外地治疗。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啊！一年多来，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一百二十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除“三害”斗争。正象一个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起战斗！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的前几分钟，他还在认真地布置工作，要县委的同志们抓好抗灾斗争。

在医院里，焦裕禄同志以钢铁般的意志，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无论肝疼得多么厉害，从来都不让护士多照顾自己。焦裕禄同志的病越来越严重，医生们开出了最后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是不治之症。送他去看病的赵文选同志，心里非常焦急，恳切的向医生说：“医生，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人民需要他，需要他呀！”五月初，焦裕禄同志的肝病更加严重了。护士噙着眼泪给他注射止疼针，他感到自己的病已无法治疗，便摇摇手说：“我不需要了，省下来留给别的阶级兄弟吧！”

县里的同志和兰考的群众代表前来看他，他不谈自己的病，首先问县里的工作、生产情况。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咋样？老韩陵的泡桐树栽了多少？他还嘱咐同志们：“回去对县委的同志们说，叫他们把我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他的大女儿到医院里去看他，他深情地说：“小梅，你参加革命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送给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作为送你的礼物吧。那里面，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

省、地、县各级领导同志来看望他。这时，焦裕禄已经病危，他用尽全力断断续续地说：“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实现兰考人民的要求……心里感到很难过……我死了不要多花钱……省下来钱支援灾区建设……我只有一个要求……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位普通的领导干部，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县委书记的榜样，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焦裕禄同志走完了他那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光辉灿烂的一生，与世长辞了。终年四十二岁！他死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修养》。焦裕禄同志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人民群众，念念不忘党的工作，表现了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老书记吴仁宝同志先进事迹

一、吴仁宝同志简历

吴仁宝，男，汉族，江苏省江阴市人，1928年11月出生，1954年10月入党，高级政工师、高级经济师。历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江阴县委书记，华西村党委书记，华西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华西村党村企总办主任；江苏省政协常委、全国小康村研究会会长、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全国“村长”论坛组委会名誉主任等。中国共产党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十大扶贫状元等荣誉称号。2013年3月18日，吴仁宝因患肺癌医治无效在华西村家中逝世，享年85岁。

二、先进事迹

极具发展眼光和经济头脑的“企业家”。每天的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仍是吴仁宝最关心的内容，上午9点钟的汇报是谁也不能侵占的时间。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介绍，虽然退居二线，但吴仁宝每天上下午必定去集团财务中心看两次，“这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他深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乡村农民的现实，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跟随他多年的前秘书李德和的解释一语中的。

利益，在这里即可理解为财富。华西村的富裕，即使先前有心理准备，身临其境，仍不免让人震撼。在沿江高速华西出口下来，穿过一段长达2公里左右的厂区，从“天下第一村”的牌楼望进去，“中国华西”4个烫金大字高悬在远处的华西金塔上。站到金塔15层看台上，近处，几百栋中式别墅和欧式别墅整齐划一的排列形成一种强大的视觉冲击。远处，三面林立的工厂烟筒，那才是华西村的“钱庄”——涉及冶金、纺织和旅游三大行业的80多家企业。48年前，集体资产1764元，欠债1.5万元，一台30马力的柴油机，就是1961年华西大队成立时的全部家底。2013年全村的总产值接近500亿元，与银川市不相上下。

宽厚粗糙的手掌，黝黑的面庞上刻满皱纹，说起话来底气十足，简洁而不容置疑，吴仁宝身上的农民本色一直未退，虽然辛苦劳作让他早早就开始驼背，但走起路来即便年轻人也很难跟上。“从我们小时候记事起，他就是领路人，谁也没想过，没有老书记华西会什么样。”华西人都这么说。40年前，正是吴仁宝，带领大家打响了改造村庄的第一仗。

当时，全村845亩土地被分隔成1300多块不规则的小田，667口人分散居住在12个小自然村落，泥路弯弯，40多条小河沟错乱交织，农业生产的劣势可见一斑。年仅30多岁的吴仁宝带领村民制定了一个华西村15年规划，平整土地、开挖沟渠。“由于常年干苦力，我那时候看着并不年轻。”吴仁宝以此解释自己当年能服众的原因。但在村民心目中，吴仁宝靠的是自己的亲身示范，“凌晨两点钟开始干，从鸡叫干到狗叫，最苦最累的活都是老书记带头，别人说我们是‘做煞大队’(当地方言，意为干活太苦)，但这是华西人唯一的出路”。当年的村革委会副主任赵毛妹说。当年她不到20岁，是“铁姑娘战斗队”的一员。

1972年，华西村粮食亩产超过一吨，成为当年的“农业学大寨”样板村。吴仁宝“一战成名”，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发展农业也就是填饱肚子，老百姓手里没钱。”早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极具发展眼光的吴仁宝就开始寻找致富之道。随着改革开放到来，工业兴村的路径选择终于正大光明地浮出水面。当绝大多数中国农村还在为能否办厂争论不休的时候，华西村的家底已有100万元固定资产和100万元银行存款。“上世纪80年代，我才真正醒悟过来，不争论、埋头干，其实，直到今天这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吴仁宝这样向本刊记者解释自己的坚持，“华西的老百姓既然信任我，就要带他们致富，让他们幸福。”

吴仁宝的经济头脑仍是华西人最为津津乐道的部分。无论是村里领导还是接待办的司机，都能如数家珍。市场变幻不定，吴仁宝却总能险中求胜，按照他的通俗解释：“风险风险，有风才有险，躲过了一阵阵风气，也就能避开险情。”对风气的观察，吴仁宝依靠对政策的嗅觉，每天早晨6点30分准时收听广播新闻，晚19点定期收看《新闻联播》，即便出差在外也雷打不动。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吴仁宝“一个会议赚了一个亿”，其实是在1992年3月初的一天，邓小平南巡讲话播出后，吴仁宝当天夜里2点钟召集党员干部大会，发动全村人立刻奔赴全国各地用尽各种办法购进原材料。果然，待到3月11日“讲话”精神传达到基层，原材料价格迅速上涨几倍。即便已经退休，吴仁宝仍保留着半夜召集会议的习惯，迅速传达政策动向。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村里专门在其家旁修建了一座四层楼房，在一片二层老楼中格外显眼，会议室里铺了厚厚的地毯，几步之外就是他的卧室。

1亿、3亿、10亿、50亿、100亿元……此后十余年的故事，华西总产值呈几何级数增长，吴仁宝的角色，与其说是一个村官，不如说是一个企业家。在办企业上，他一贯的实用主义处处可见。在华西，冶金、纺织、旅游，三大支柱产业，各自形成完整的循环链。以冶金为例，华西钢铁厂炼钢产生的水渣供应华西水泥厂，炼钢粉尘被水一冲便成污泥，为此专门建了污泥球团厂，而球团与矿粉加在一起，又成为炼钢的原料。节约利用每一种资源，即便是挖湖也不例外，挖出来的好土烧砖，坏土筑路，湖可用来为工业生产蓄水，又是旅游上的新亮点，一举四得。如此一来，靠着逐年的积累，华西的企业像母鸡孵小鸡一样，迅速繁殖生长。

那段时间，吴仁宝白天在外面跑市场，夜里只睡3个小时，凌晨2点起床开始去各个工厂巡视。他说：“这个时间往往是工人们最困的时候，我不去看看不放心。”40多年来，他始终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所有事情都是在现场拍板。在华西，谁都知道老书记有一条铁规——从不陪客人吃饭，从不在村民家吃饭。即便来再大的领导，吴仁宝也只是到饭桌前寒暄几句就走。“因为他吃饭太快，用不了5分钟就吃完，怕给客人难堪。”孙海燕解释说。在家里，一碗清汤面、一盘小青菜是他的一日三餐；出差时，方便面和茶叶蛋就是他的最爱。“有一次我们到外地出差，他一天只吃了8个鸡蛋。”退休后，他坦言自己最大的变化竟是“可以到宾馆吃点自己想吃的菜了”。

生活朴实且充满智慧的“政治家”。冷冰冰的数字之外，财富的轮廓在这里随处可见。金塔顶端的圆球据说耗费了3.5公斤黄金，奥迪汽车里钻出来的不少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道路两旁的石狮子密密麻麻，细看方知，那都是庆典节日时各单位送来的贺礼，“村里到底有多少石狮子谁也不清楚，以至于到我们不收了，没地方放”，宣传科的小朱说起这些平淡无奇。村里到处遍布着宽窄不一的长廊，将每家每户以及厂区连接起来，为的只是达到“出门下雨不打伞”的小康目标。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吴仁宝一直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节俭。一张老式的木床，被褥都已陈旧，外间两个单人沙发看起来像是上世纪80年代的样式，扶手上的皮革已经被磨破，茶几上摆放着一部拨号电话机，裸露在外的墙皮几近脱落。吴仁宝住的房子建于上世纪70年代，是现今华西村仅有的几栋年代最久远的“第三代别墅”，与村里一排排宽敞明亮的中式别墅、欧式别墅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么不住好房子？”几乎所有来家里采访的记者都会问吴仁宝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倒也幽默：“墙上这几百张照片就是最好的装饰。”从上世纪60年代到现在，与几乎每个时期的国家领导人的合影，记录了吴仁宝40多年的政治历程。

其实，少有人注意到，早在担任华西大队书记之前，吴仁宝的政治起点看起来更高——他在1954年就担任了华士瓠岱乡人民政府财粮委员。“当时竞选要演讲，一天一夜，土地怎么用，粮食怎么种。”吴仁宝对此仍记忆犹新，“后来选上了，半脱产的工资是每月17块5毛，全脱产后涨到了33块。”“以粮为纲”的年代里，这个职位的重要性自不必说，更关键的是，他以国家干部的身份进入了政府序列。只是，很快他便遭遇了第一次政治挫折。1957年下半年，全国经济困难，精兵简政下放干部，吴仁宝“下岗”了。堂弟吴仁彪专门跑去想安慰他，遇到正在填猪圈的吴仁宝，堂弟说他看上去并不怎么悲观，“他告诉我，回来种地总不至于饿死，我本来就是种地的”。

如他所说，此后，吴仁宝一直没有离开华西村，离开土地。即便在担任县委书记期间，他也没有放弃华西村支部书记的职务。“白天当大书记，晚上当小书记。”时任村委会副主任的赵毛妹记得，吴仁宝经常在半夜召集村委开会。在县里，他所采用的执政方式也是根植于土地的华西模式。为了改变官僚习气，他在县直机关大搞“三三制”——“1/3干部下乡，1/3干部调研，1/3干部留机关。”李德和当时最经常的工作就是陪吴仁宝下乡调研：“交通不便，只能靠步行，有时走到哪个乡就住到哪个乡，第二天接着走。”胶鞋磨脚，他就索性脱了光脚走路，“赤脚书记”的称呼由此而来。

但在“重大决定都要经过常委班子讨论”的县委，即便是一把手，吴仁宝的施政空间也不能与在华西时同日而语，很快他便遭遇了第二次政治挫折。1980年，在县直机关举行的党代表选举中，正在华西村陪省领导参观的吴仁宝以3票之差落选。根据李德和的观察，因为当时全国刮起一股批判、反思“农业学大寨”风，当年的典型自然难脱牵连。1981年，吴仁宝卸任县委书记，上级有意安排他出任苏州地区农工部部长一职，但他坚决拒绝了，他说：“华西村是我带大伙一手搞起来的，听我的。”

从政府系统回归土地的吴仁宝，对政治有自己的理解：“政治的标准是什么，绝不是官职大小，而是看他能不能让人民幸福，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这种实用主义的政治智慧，就是吴仁宝独创的“两手抓”：“一手抓同中央保持一致，一手抓同群众保持一致。”

“我只是个村官，我们上面的领导最多，谁都能管。”报告会上，吴仁宝笑眯眯地讲道，“每个领导的要求不一样，明着顶领导不高兴，只有暗顶，如果领导说的不符合华西实际，就回答谢谢关心，领导一高兴就不会盯住不放了。”听众发出了会意的笑声。对吴仁宝来说，应对上级领导检查是他为华西筑起的一道安全屏障。当年，为了保密，小五金建在最不起眼的河边角落里，前面是正大光明的铁匠铺，三面被树木环绕，遇到领导视察，大门一关，打铁的打铁，下地的下地，领导一走，工人立刻回厂加班干活。最为极端的例子，吴仁彪向本刊记者回忆，上世纪60年代，管水利的干部要求沟渠里什么都不能种，管农业的干部要求沟渠里种粮食，管副业的干部要求全面发展经济作物，吴仁宝的对策是——把一条沟一分为三，1/3不种，1/3种粮食，1/3种水葫芦，分别应对不同的领导视察。

但这种他自称为“用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却并没有激怒领导。任职近半个世纪以来，上到中央，下到乡镇，不管哪一级领导，只要来到华西，吴仁宝都会尽量抽出时间亲自接待。他的低调与谦逊，跟当年飞扬跋扈的天津市原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禹作敏形成了鲜明对照。现在，华西的博物馆里还陈列着一辆禹作敏送的美国大轿车，那是当年吴仁宝去大邱庄考察时收到的礼物，为此，他曾专门写信给无锡地委请示能否接受。

虽然现在退休，但他深知自己的符号化意义，仍小心翼翼地饯行着自己的政治智慧。面对本刊记者“华西能否复制”的提问，他沉思一下，回答道：“要看有没有能复制的人，这个人必须真正相信中国共产党，真正相信实事求是，真正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甚至连华西村的建筑都渗透着吴仁宝的政治智慧。他亲自设计了华西金塔，四四方方的主题建筑像西式楼房，每隔两层探出来的飞檐与塔顶的阁楼又透着中式元素。华西村农民公园里，传统江南建筑中密布着各种壁画和雕塑，展现的都是中国传统故事；而在世界公园里，美国的白宫、法国的凯旋门、悉尼的歌剧院又惟妙惟肖，应有尽有。“有的领导说我们太土，有的领导说我们太洋，干脆来个不土不洋，后来李瑞环来，评价为亦土亦洋，算是给我们平了反。”说起这些从未间断的争议，吴仁宝总会发出爽朗的笑声。

在这些包罗万象的村庄智慧中，面对本刊记者提出来的人大代表话题，吴仁宝显然稍显陌生。“主要是反映民意。”这是他的第一反应。连续六、七、八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且在第八届人代会上当选大会主席团成员，后来在第九届人大代表选举时落选，直到现在提起来也是很多华西人不能忘却的一次“政治挫折”。不止一个原班子成员给出的解释是，上世纪90年代前期，为了响应扶贫号召，吴仁宝选择在黑龙江和宁夏各援建了一个“省外华西村”，苏北地区对此颇有微词。提起那段任职，这才是华西人最深刻的记忆。

相比来说，让他兴奋的倒是1973年第一次当选全国党代会代表的经历：“我这个党代表可不一般，原来没有我，是周总理亲自点的名，要求给江苏增加一个名额。”

舍“小家”为“大家”的“当家人”。政治动员，正是吴仁宝治理村庄的一大法宝。具体表现为通俗易懂、层层递进的口号式语言，在华西村的各个角落无处不在。“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等标语被做成大广告牌；吴仁宝亲自编写的“十富赞歌”与“十穷戒词”，即便是20岁的年轻人也能张口就来；他一手创立了精神文明开发公司，大到政治方向、爱党爱国，小到孝顺老人、讲究卫生，都制定了一系列奖惩措施；由他亲自担任团长的华西特色艺术团演唱歌曲透过花坛中的音响传遍各处。

40多年来，华西人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每年只有春节放假两天。大大小小的会议是华西的一大特色。“华西人的时间观念永远提前半小时。”来到华西村十几年的孙海燕深有感触，“有一次开会，层层传达下来，每个人提前半小时，以至于很多人到会场的时候提前了一个半小时。”朱咪英印象中，几十年来吴仁宝只当众发过一次火，原因是有一次村两委换届选举，因通知失误，15个人迟到了几分钟，结果全部被关在门外，剥夺候选人资格。

吴仁宝自己所立的标杆让那些心里略有怨言的年轻人自惭形秽，“想想老书记80岁了还这样，我们有什么理由偷懒？”不止一位年轻人这样告诉本刊记者，虽然家家户户有等离子彩电和宽带网路，但晚饭后早早睡觉仍是每个人的习惯，“要不然第二天上班没精神”。每年的正月初二，是华西召开村民大会的日子，评说去年功过，安排今年工作，吴仁宝的讲话，几乎没人提出过质疑。

分配制度的设计是巩固领袖地位的重要手段。华西村《村规民约》规定，村民既可搞集体，也可搞个体，但不允许“一家两制”和“一人两制”。结果，集体所有仍是今天华西的最大特色，别墅统一建、统一分；华西人的工资每月只发一半，另一半年终统一结算；奖金与分红，其中20%发放到个人，另外80%转资到集体，特殊情况用钱可以写申请报告。虽然村里没有KTV、电影院等娱乐场所，但即便是年轻人也很少选择离开，因为，人在股份在，人走股份不能走。

“对个人可以富得健康，对集体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吴仁宝特别向本刊记者强调，“没必要特意关注公、私体制，中央讲两个‘毫不动摇’，我们是听中央的。”显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华西选择不分田开始，外界有关公、私与姓“社”、姓“资”的争论一直是华西不得不面对的漩涡。但在华西村，这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挑战，因为“老书记这样做又不是为了他个人，都是为了大家好”。

大到村民的婚丧嫁娶，小到两口子的感情问题，吴仁宝的影响力无处不在。除了物质上的管理，情感上的感染更是事无巨细。华西村没有“打工仔”、“打工妹”一说，“到了华西村，就是华西人”。从怀揣300元盘缠来华西打工的小青年到如今的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就是最具说服力的例证。每年在龙凤阁广场上举办的“千人桌、万人宴”，宴请的都是外来打工者。

恩威并用，吴仁宝想出的办法五花八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华西人刚刚富起来的时候，为了抵御赌博恶习，吴仁宝花钱登报、贴告示：“凡检举揭发华西人参与赌博，一经查实，奖励举报者人民币1万元，并为举报人保密。”为了鼓励子女孝敬老人，吴仁宝专门设立了敬老奖，凡是家里有老人活到100岁，每位直系亲属奖励1万元。前些年，吴仁宝还在村里办起了“不想户”(意为不求上进的混混)培训班，把村里的懒散青年集中起来学习，不仅提供住宿，每个月还发500块钱工资。结果，这样的待遇让混混们感到很不好意思，纷纷要求上班干活。

在吴仁宝家的小客厅里，唯一不是跟领导人合影的照片是一张全家福，四世同堂26口人紧紧围绕在他身边。对他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来说，很长时间以来，父亲一直是个模糊的概念。女儿吴凤英甚至直到出嫁前一天才叫他爸爸，只因为他一直忙于工作，根本没时间照顾子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74年，村民孙良庆12岁的独生儿子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看到孙家悲痛欲绝，吴仁宝决定把自己的小儿子吴协恩送给他们，他说：“孩子是在‘双抢’时出事的，我这个做书记的有责任。”直到现在，即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跟他讨论起村里的事情来，吴协恩最经常的称呼也不是“爸爸”，而是“老书记”。

数十年来，吴仁宝始终坚信“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带领全村党员、群众艰苦创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建设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天下第一村”。在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村民收入持续增加的同时，吴仁宝坚信“口袋富了不算富，脑袋富了才是富。”物质上富裕起来的华西在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华西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杰出典范。吴仁宝坚持“一人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算富；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的共同富裕信念，华西村逐步将周边20个村作为直接带动对象，纳入共同发展，还分别建成“黑龙江华西村”、“宁夏华西村”，形成“大华西”格局。此外，通过培训数以十万计的农村基层干部，为全国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好干部兰辉同志先进事迹 

一 、兰辉同志简历

兰辉，男，回族，四川北川人，大学学历，1965年4月出生，1983年7月参加工作，1992年10月入党。生前曾任四川省北川县团委副书记、书记，北川县通口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党委书记，北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北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等职务。2013年5月23日，在检查乡镇道路和安全生产时不幸坠崖，因公殉职，享年48岁。2013年6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追授兰辉“实践党的群众路线优秀党员领导干部”称号。2013年9月下旬，中央组织部决定，追授兰辉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13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向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好干部兰辉同志学习。2013年10月，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决定，追授兰辉同志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荣誉称号。2013年10月1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追授兰辉同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二、先进事迹

信念坚定、敢于担当的好干部。从入党那一天起，他就把坚定理想信念，忠于党的事业，建设美好家乡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体现在本职工作中。2008年5月12日，时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兰辉，正在曲山镇东溪沟村考察工作。下午2点28分，山崩地裂，飞沙走石，特大地震发生了。兰辉急忙呼喊身边的干部群众：“快！跟我跑！”他一边观察情况，一边指挥大家冲向开阔地带。看见垮塌的山石扑向身后的一位同志，他没有丝毫犹豫，迅速跑回去一把抓住就往安全地带拉。可是塌方来得太快，他们两人大半个身体被掩埋，好不容易才刨开泥土逃出来。旁边的人都惊呆了：“这么危险还敢去救人！”弥漫的尘土消散过后，兰辉冷静地说：“这地方我熟悉，一定会带大家平安走出去的，相信我！”在他的带领下，一行人爬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平地停下。兰辉又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和青壮年开展自救，呼唤惊慌失措的群众向自己靠拢。在搜救过程中，兰辉发现对面的唐家山垮塌堵塞河道，河水已开始上涨，四周不停有飞石滚落，他意识到必须迅速把群众带出去才安全。而此时通往山外的道路已全部被崩塌的山体阻断，兰辉带领100多名群众，冒着不断发生的余震，翻山越岭、艰难跋涉，终于在5月14日到达满目疮痍的县城。

回到县城，他得知母亲、嫂子和妻弟三名亲人在地震中遇难。看着倒毁的房屋、变形的大地和四处呼救的群众，兰辉来不及寻找母亲的遗体，立即投入到抗震救灾的战斗中。抗震救灾工作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抢险救人、抢通保通、卫生防疫，每一件都刻不容缓。兰辉既要统筹政府办公室各项工作，又要做好全县的综合协调，有时一天内仅上级领导临时交办的紧急任务就多达几十项。他把对母亲的爱投入到没日没夜的奔波，“五加二”、“白加黑”的拼命当中，完成了一大批急难险重任务。后来，兰辉曾对身边的同志说，那段时间，他好几次路过母亲遇难的垮塌山体旁边，仿佛听到母亲在呼喊：“辉儿，救救我……”可是为了更多人的生命，他不敢看，不敢停，更不敢想……至今，兰辉母亲的遗体都没有找到。

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好干部。兰辉常说：“群众的事再小都是大事，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他的手机里存有许多普通群众的电话号码，许多群众也有他的手机号码，群众有了问题一个电话找到他，他都一一记录，不厌其烦地帮助解决。2009年兰辉担任副县长，先后分管民政、交通、残联和安全生产工作，任务重、头绪多，情况复杂，兰辉把这些工作当成服务群众的好机会、好平台。他曾说：“民政工作、残疾人工作是代表党和政府做善事、做好事，我们一定要把好事做好”。这些年，每到一个乡镇，他总要到敬老院、五保户家里看一看，到困难群众家里走一走，查查房屋是否遮风避雨，摸摸被子是否暖和，看看家里还有多少粮食，问问生活还有什么困难。

坝底乡水田村的林绍兵因车祸导致脑残，妻子长期患病，儿子林涛正在读中学，家庭十分困难。2008年初，兰辉与林绍兵一家结成帮扶对子，先后10多次上门看望慰问，资助现金1万多元。2011年，林涛考上绵阳师范学院后，兰辉又主动承担起林涛的学费和生活费，并经常到学校看望鼓励。林涛把兰辉当成了亲人，遇到烦心事儿、有了开心事儿总会第一时间说给他听。

北川震后增加了7000多名残疾人，其中有150多名是在校学生，有的被高位截肢，看着都让人心痛，特别是部分残疾学生家长因担忧孩子的未来而屡屡上访，工作特别不好做。面对这一特殊困难群体，兰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说：“一个家庭有一个病人，生活都不容易，何况有一个残疾人、一个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学生娃，我们要更多为他们着想”。他积极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残疾人就业工程”，为残疾人提供“量体裁衣”式个性化服务，帮助有条件的残疾人就业创业。兰辉分管残联工作一年半时间，就通过企业集中安置、扶贫基地带动、自主创业扶持等方式，帮助全县2180名残疾人就业创业，实现了生活自立，重拾了生活信心。提起兰辉，北川很多老百姓都说：“他有着一颗菩萨心，关键时刻伸得出手、交得了心，是把困难群众真正当亲人的好干部”。

勤政务实、忘我工作的好干部。在同事们眼中，兰辉就是满脑子装着工作的“拼命三郎”，他“宁可让身体透支，也不让工作欠账”。震后的北川，90%以上的道路、桥梁被毁，20个乡镇的交通全部瘫痪，262个村道路中断。为了抢通保通灾区“生命线”，兰辉把一线工地当成了办公室和家。他担任副县长三年多来，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跑项目、下工地、排隐患，行程24万多公里，平均每天200公里，哪条村道有多长，哪个地方有安全隐患，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北川的干部群众都把兰辉叫做“车轮子县长”。这几年，全县新建、改建道路1800多公里，所有乡镇都建起了标准的农村客运站，通上了水泥路，大山深处10万群众告别了“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历史。

直到今年4月下旬，他的痔疮和肛瘘发生了化脓性感染，才接受住院治疗。由于工作繁忙，兰辉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累了困了就在车上躺一会儿。一米七二的身高，体重不到60公斤，不仅患有痔疮、肛瘘，还有很严重的胃病、肝病。下乡时车上除了军大衣、雨具、干粮“三大件”外，还备有治疗胃病和痔疮的药品，疼痛时就自行处理。

医生说，兰辉的病拖得太久了，手术后至少需要休息一个月。然而，4月26日做了手术，在医院住了15天，伤口还在出血，兰辉就悄悄离开医院，到了在建道路的施工现场，才给县长瞿永安发了一条短信。瞿县长当即就把电话打了回去：“你身体还没好，马上回医院继续治疗！”可是，兰辉还是带着交通、安监等有关部门的同志下乡检查道路安全、汛期安全、矿山安全……这一去，他就一直带病坚持到5月23日，再也没有回来……他这是在用生命守护群众的安全。

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好干部。“人不能只顾自己，要多为别人想想”，这是兰辉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每次下乡检查工作，他都和当地干部一起在机关食堂就餐。一件夹克一穿就是十来年。分管部门项目多、资金多，兰辉却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他的妻子至今还是临聘工人，两个兄弟，哥哥在一家仓库当门卫、弟弟在绵阳市一家酒店做勤杂工，没有一个在他分管的工作或项目里做事，家里还欠借款10多万元。

自担任副县长以来，兰辉一直分管责任重大的安全生产工作，始终任劳任怨，从未要求调整分工。2011年换届的时候，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没有什么要求，干好现在的工作就满足了。”就在兰辉殉职前几天，绵阳市委考察组到北川考察班子工作运行情况，民主测评和民意调查中各项指标，兰辉的满意度都在95%以上。关键时刻担起重任、困难面前毫不退缩，兰辉用实实在在的工作赢得了干部群众的口碑。

兰辉殉职后，擂鼓镇村民李堂会给县委书记刘少敏打电话说：“我曾经是个上访户，兰县长不厌其烦地接待我，解决我的问题，我要送他最后一程”。5月25日，送别兰辉这天，李堂会哭着来了，林涛哭着来了，兰辉生前帮助过的许多群众哭着来了，1000多名群众冒雨从四面八方自发赶来，人们举着“兰辉是好人”、“好人一路走好”的横幅，挥泪送别……

兰辉的一生，短暂而精彩，兰辉的事迹，平凡又伟大。他一生心系群众，一心装着事业，一贯不计名利，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为民、务实、清廉的人生真谛。

 

 

 

 

 

 

 

 

 

 

好村官李元龙同志先进事迹

一、李元龙同志简历

李元龙，1956年6月出生，江苏南京人，1975年参加工作，1984年8月入党。历任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工业公司副经理兼漂染厂第一副厂长，竹镇镇工业公司经理兼锻造厂厂长，1999年3月任竹镇镇大泉村党支部书记。2003年8月27日，年仅47岁的好村官李元龙因患胃癌逝世。8月30日，得知李元龙的事迹后，省委书记（原南京市委书记）罗志军立即作出批示：“南京争先进位，需要更多像李元龙同志这样的优秀党员领导干部作带头人！”

二、先进事迹

李元龙当大泉村支书4年多。4年里，这个十里八乡闻名的穷村，跨入了镇、区先进村行列；村里修起了电站，铺就了3.5公里的水泥路、4公里的石子路；全村1000多亩地成了“田成方、路成网、沟渠配套”的良田。大泉村先后获得“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江苏省文明村”、“江苏省绿色新村模范村”、“南京市文明村”、“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六合区平安村居”等荣誉称号。而李元龙，也先后被评为市劳模和区优秀共产党员。

一张特别的账单

堂屋右侧的桌上摆着李元龙的遗像，旁边有几条长木凳。整个家里，只有一台彩电是值些钱的家当。门前的院子里，一排沙沙作响的意杨树，伤感地看着李元龙骑了多年的自行车。车身锈迹斑斑，早已没了车刹，没了车铃。这是一个清贫的家。为了让孩子上学，为了给李元龙治病，家里至今还欠着七八万元的债。可从李元龙生病开始，却有人络绎不绝地上门还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李元龙的妻子李平告诉记者，丈夫担任村支书，同时还兼着镇里的企管站副站长，每月的收入总也有千把块钱。没想到，他这几年的大部分收入，都用来给村民救急了。说着，李平拿出一张密密麻麻的账单：“这是他养病时写给我看的，真没想到借出去的钱有这么多，加起来两三万啊！”

说到借钱，村民庞友的眼泪夺眶而出。前几年春耕时，庞友想买一头耕牛，可家里穷得丁当响，是李元龙设法为他搞来贷款，领他到集市上买回了牛，还为他垫付了3年的利息。“我对不起李支书……一直到他去世，我还欠着他100块利息钱，我没脸见他啊……”村民林华翠借钱买了辆拖拉机，没钱还债，债主要把拖拉机开走，正好被李元龙碰上。他对债主说：“这样吧，你明天一早到我家来，我先代他还上。”后来林华翠去还钱时才得知，当时那1000元钱，是林华翠从别处借来给孩子作学费的。一年春天，村民林华洲没钱买稻种，眼看春耕成问题，又是李元龙自己掏钱买了几十斤稻种，送到林华洲家里……

对自己，对家人，李元龙却是别人难以相信的“抠门”。李元龙的弟弟李元武开了家小店，有次村里接待客人，村干部在店里买了包烟，李元武拿着发票找李元龙审批。李元龙打开笔记本一一核对，没有找到记录，以为是弟弟贪图小利让别人揩了公家的油，差点和李元武打起来。“后来事情弄清楚了，他向我道歉说：‘兄弟啊，你哥我虽是村支书，可这村里的每一分钱都是集体的。桥归桥，路归路，账一定要算清啊。’我想想，他说得有道理，就算了。”李元武感慨地说。李平有一次忍不住问卧病的丈夫：“你借钱给人家，就是几千块也不让打个条子，万一人家不还怎么办？”李元龙回答妻子：“不会的，做人是以心换心，他们不会的。”“老李啊，你临终还叫我别跟组织上提要求。你为什么对自己、对我们这么抠，对乡亲们倒这么大方？”看着遗像上李元龙坦诚的眼神，李平流着泪喃喃自语。

“这是李支书唯一一次发火！”

和善，客气，是李元龙给所有村民的印象。“他骑着车在路上碰到村民，总是停下来，见年纪大的叫叔叔婶婶，见平辈的叫大哥大姐，问问家里有啥不顺心的事，要帮忙不？客客气气。”村民们说。

徐庄组组长刘家平告诉记者，“以前村干部下来，老百姓看见掉头就跑。没别的话，来收钱的！可是，李书记上任后的第3天就找到我，让我带他到组里挨家挨户跑一跑。这在从前可是没有过的。组里有几户人家实在困难，揭不开锅。他二话不说，到镇政府找民政，先给每家100斤米救急。当时大伙就说，这个支书做事踏实！”

对着村民，再苦再累，李元龙从来都是一张笑脸，没人见他对村民发火。大泉村地形狭长，最远的两处相距10里路。梅云组组长于洪海回忆起改造低产田、土地流转时的情景：当时人人要地、挑地，矛盾重重。李元龙饥一顿、饱一顿，骑着自行车在全村十个组之间来回奔波协调，最多的一天开了8个会。“有一天，李书记到我们组来开协调会，从中午12点一直开到晚上10点多。他可真是有耐心，不管村民说什么，他总是笑嘻嘻地解释。要是我，早就掉头走了。后来他跟我说，给村民做工作就得耐心，要多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想问题，不要来火。夜深了，我留他吃晚饭，他怎么也不肯，硬是骑着他那辆老破车上路了。他回家要骑近一个钟头呢。”

面对村民，李元龙有着大海般的肚量，然而大海也有风雷乍起的时候。“要说李书记发火，我见过一次。”村民小组组长于洪荣清楚地记得：2001年7月，组里有20亩稻田急需灌溉。只有打开泄洪通道，才能解燃眉之急。李元龙领着于洪荣3次找到灌区主任，可得到的回答总是“不行”。最后一次，李元龙火了，拍着桌子问：“为什么不行？抗旱如救火，那么多村民指望这稻子过活呢！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不能不救老百姓的急！”他回头对于洪荣说：“你去把闸门砸开，责任我来担！”

“当好农民满意的村官。”

“2001年12月7日。上午在县政法礼堂听了省委回书记、市委李书记的讲话，既受鼓舞又深感责任重大……作为一名村支部书记感到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当好农民满意的村官。”这是记者在李元龙日记中看到的一段话。担任村支书的四年多时间里，李元龙认认真真记下了三大本日记。从这一千多个日子的记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为村民做的每一件事。

1999年3月，李元龙回到自己所在的长庄村当起了村支部书记。2001年3月，长庄村和附近的大泉村合并，成立新的大泉村，李元龙仍然担任村支书。不管是“长庄”还是“大泉”，都地处山区，长年受旱，吃水、行路，成了村里的难题。人均年收入不足2200元，村集体经济是个“空壳”，还欠了30多万元的债务。怎么让群众富起来？李元龙寝食难安。村民李文兵家穷，又没什么技能。李元龙借给他500元钱让他养羊，连做羊圈的竹子都替他准备好，当年李文兵的收入就达到6000多元，成了村里的富裕户。

李元龙经常对村民说：“靠种田是发不了家的，想致富，就要走出大泉去闯闯。”他四处奔走联系，前后介绍近千名村民到外地打工，每人月收入都超过千元。他还四处联系，筹集资金，修建电站，整理土地，想方设法还了18万元欠债。如今，全村的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4200元。要上缴农业税，他一户一户苦口婆心地做工作，看到谁家有困难，他掏出自己的钱先垫上。真心换真心，村民们被感动了。此后，村里税收的上缴率在全镇始终第一。

一心为民的真诚举动，换来的是身后村民们的无限感佩与无尽思念

徐庄组村民刘家平告诉记者：“每年灌溉期，看水都是最苦的活。以往，村里都让每家摊点钱，雇人日夜看水。我记得1998年，每亩田的放水费用自己要掏93元，到1999年，李支书将这个费用降到每亩35元。原来，他和村长阚和平把看水任务包了，日夜骑着自行车在田里跑，一干就是二十几天。别人家的秧都栽上了，他们家的秧苗，总是最后一个才栽好。”黄涧村民小组村民沈志强说：“李支书是个好人啊，他这一走，村里哪个不伤心、哪个能舍得啊！我们组里有对小兄妹，父母双亡，李支书不知跑了多少趟，帮两个小孩申请列进小五保。后来还送男孩去当兵，让小女娃在泉水上小学，学费全免。这全是李支书帮着办的。”村民于洪荣：“前年抗旱期间，村里一条渠塌了，李支书带着我们和村委会干部从下午5点一直抢修到夜里12点。他那时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可扛的麻袋比谁都多。修好后，他让我们回去休息，自己却带着几个干部守在渠道上……在南京治病期间，我们几个村民组长去看望他，他对村里的事问长问短，特别提到了旧泵改造的事，一再叮嘱我们要把事办好……我知道，他放心不下……”

2002年10月13日，李元龙晕倒在村里；几天后，在省人民医院被查出是胃癌晚期。“他一直觉得自己能好。躺在床上时，他总对我说：‘哪天让他们领我到村上转转，看看乡亲们怎么样了。我还拿着工资呢，总这么躺着不是个事啊！’”说到这，妻子李平再一次泪如泉涌：“我说：‘元龙啊，你怎么就这么迂呢！你就不能为自己想想？’”

2003年8月23日，阚和平和4名村组干部一起到李元龙家中看望他。没想到，他竟当即提议，就在他的病床前开个支部扩大会。为了不使李支书“扫兴”，几人就搬来板凳坐在李元龙床前。阚和平说，当时支部会的讨论一直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他们都怕李元龙的身体撑不住，几次提出“休会”。可李元龙说：“没事，我挺得住，村里有些债务的事，还得给你们交代一下，我不放心！”此时李元龙已生命垂危。借着这次特殊的支部会，阚和平轻轻凑到李元龙床前，说：“李书记，村里想给你补助2000元医药费和交通费。你看，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李元龙的声音微弱而坚定：“不用给我特殊补助，我不想再给组织添麻烦。”

2003年8月27日，在与癌症抗争了10个半月后，李元龙与世长辞。“当好农民满意的村官”——李元龙生前的愿望，在村民们悲伤追念的眼泪中得到了印证。